历尽沧桑育桃李
——忆张柱中先生
张守诚
一、张柱中先生1901年9月15日（农历八月初三）出生于宿松县佐坝乡帅（读夕）湾村的一个地主兼商业家庭，兄妹四人，先生排行老大。先生七岁入私塾读书十年，十八岁到安庆一个英算补习学校补习，后进入安庆六邑中学，改名张国干。1923年考取上海同德医学院，因家庭反对而放弃。1924年入京考取朝阳大学法律系（中国人民大学前身）。
当时朝阳大学是中国最好的法科大学，很受政府重视，学生毕业多入仕或从事法律工作（这可能是家庭要求先生考朝阳大学的原因）。但先生对法律专业并无兴趣，他爱好的仍是幼年在私塾学习十年之久的国学，所以大学四年他时常抽空去学校附近的北京图书馆读书，由此接触到五四运动新思想，更新、丰富了他对国学的认知，为他后来从事文史教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1928年张先生从北京朝阳大学毕业后回到宿松。经时任国民党县党部委员的堂兄张国键（后在福建任县长，1949年去台湾）介绍加入国民党，并被举荐担任宿松县教育局长。先生性格内向，不擅交际，亦无意于仕途，同年11月便借故参加安庆高等文官考试，辞去教育局长一职，结束了他一生中唯一的半年官场生涯。
1929年，张先生应他的中学老师、安庆六邑中学校长陈我鲁聘请到该校任国文教师，从此踏上教育之路。
三、1938年，宿松县城被日军占领，张先生隐居家乡龙湖之滨。尽管是避难之时，他仍不忘传道授业，就在一间茅屋里办起了私塾。日军撤走后，宿松大批青年失学，先生便和吴耀南、祝祖光、叶光亚等安庆教育界名流一起，于1939年春创办了宿松六邑分校，后加上岳西县而更名为七邑中学，校址设在宿松西乡的入山居。开始只有两个班，几十个学生，后增加到三个班，二百多人。在这所远离前线的乡村学校里，师生抗日热情十分高涨，他们组织抗日宣传队，表演文明戏（话剧）宣传抗日思想。张先生亲自编了话剧《爱与恨》，通过生动的人物形象和感人的戏剧情节向学生和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十年的教书育人让先生在安庆教育界、学生和家长中树立了很高的声望。1940年春，宿松县教育局欲将七邑中学（私立）合并到宿松中学，遭到七邑中学学生和家长的强烈反对。为化解学生和家长的反对，教育局便委任张先生担任合并后的宿松中学校长，顺利完成合并。
1940年6月12日，宿松中学遭到日寇轰炸。当时张先生正在教室授课，突然的空袭让学生惊慌失措，先生镇定地带领学生趴在教室的一隅。那次轰炸的目标主要是宿松中学，学校破坏很大，先生授课的教室也被毁，所幸他们藏身的地方没有被击中，才保全了性命。但这次空袭给宿松县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了哀悼伤亡的学生和民众，在宿松县老厅举行了公祭大会，声讨日寇罪行。先生撰写挽联一幅，表达哀伤和愤怒之情：
迕地自为良，悔当时己见弗克坚持，致令英才由我死
是日尔曷丧，倘同学共矢此仇必报，或能隐痛减吾生
（这幅挽联现刻在宿松菱河公园的石碑上。）
先生身为校长，对学生的伤亡非常痛心，十分后悔当初没能坚持己见，将学校留在县城之外，以至有这样的悲剧发生， “致令英才由我死”。他更希望学生能同仇敌忾，为死难同学报仇，这样也许能“隐痛减吾生”。
为了躲避日军再次轰炸，先生带领师生将学校迁至宿松古畝山，后又迁至太湖县姜家岭、桐城县黄甲铺等地，颠沛流离，无日安稳，唯坚守学校不肯放弃，直至抗战胜利。
张先生一生中，还曾在六邑中学、正阳关第九职业中学、池州师范、三临中学、七邑中学、霍山师范、桐城二临中、太湖师范、宿松师范、望江中学、安庆师范等校任教，有时是同时在几所学校兼职，教授学生难以计数，可谓桃李满天下。
四、1949年春，解放军南进的炮声越来越近。时任宿松中学教导主任的张先生和校长祝祖光及同仁，没有听信国民党的宣传解散学校和撤退，而是和全体师生一起于3月29日迎来了宿松的解放。为庆祝劳动人民的翻身解放，学校除坚持上课外，还组织学生唱《解放区的天》等革命歌曲，演出《白毛女》等现代戏。张先生还支持已任小学教师的大女儿在宿松“老厅”的舞台上演出过《打渔杀家》。
1949年秋，张先生去芜湖参加全省教育界思想改造学习。因先生才学渊博，思想开明进步，学习结束后被委任为望江中学校长，从此他开始了一个新时代的新生活。
先生的文史教学在安庆地区享有很高的声誉。1954年他又调到安庆师范专教“高速班”的文史课。在安庆师范的四年中，他呕心沥血，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这些未来的教师。鉴于教学出色，1956年他被评为教育系统和全省先进工作者，并出席了省里的授奖大会。
获奖既给了他荣誉和欣慰，更激发了他的教学积极性，进入了教学生涯的黄金时代。1957年反右中，安庆地委五人小组对他曾参加过国民党，担任过学校分部委员的历史，作了“不再按反动党团骨干分子论，作为政治历史问题处理”的正确决定。他感谢党的宽大政策。1958年初春，他相应党的号召，将身边唯一的小女儿送到农村，当“祖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并在全市的欢送大会上代表家长讲话。
此后，由于左倾错误越来越严重，1958年4月他突然被冠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被开除公职，赶出校门。一生以教书养家糊口，突然断了生路，连借用学校的家具也搬走了，真是家徒四壁，吿借无门。一介文弱书生，只有和老妻一道去街道的芦蓆厂做工，勉强度日。三年困难时期，他贫病交加，全身浮肿，危在旦夕。后经一再向街道请求，回到老家。多亏老家的亲戚和本家不顾受牵连接待了他，并想尽一切办法为他调养身体，才救了他一命（这是他最后一次回故乡）。
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他除了每天打扫街道和厕所的常规劳动外，还要不断地接受批斗，挂牌游街，更有甚者是在他的住房门楣上挂着“历史反革命”的牌子，还贴上照片，受尽凌辱。
“四人帮”倒台后，先生很兴奋，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希望。不幸此时病魔缠上了他。由于家道清贫，他没去过医院治疗，直到1978年4月1日去世，也不知道是什么病症夺去了他的生命。
直到1979年，先生才得以平反。可怜，他没等到这一天。
五、张先生从教一生，无论是当校长或是教导主任，从没放弃过教授文史课。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在讲台上从不翻教科书，侃侃而谈，引人入胜，很多学生到老还能回忆起他上课时潇洒神情。我省著名的剧作家陆洪非先生，在八十多岁高龄时，还能清楚地记得张先生在他的作文薄上的眉批，对“奢望”和“幻想”两个词的不同含义作了详细的阐述，他深情地说：“张先生是我一生中最敬重的老师。”
张先生一生作风正派，严于律己，虽表情严肃，不苟言笑，却心地善良。他多次将家乡逃壮丁的青年带到学校做工，视同自己的晚辈，教他们读书识字，直到帮助成家立业。在他任校长期间，从不轻易处罚学生，总是谆谆善诱，教书育人。对家庭贫困的学生更是关怀备至，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在望江中学时，有个叫胡保意的学生，父母双亡，没有任何生活来源，学校给了他甲等助学金，解决了学费和吃饭问题。每逢年节时，张先生还给他买衣服或请他到家中吃饭，直到他初中毕业考上芜湖电校。
张先生熟读国学典籍，知识渊博，教学经验丰富，但他一直严格要求自己，每节课前都要认真备课。同时他还不断学习，用新知识来充实自己。即使在被劳动管制和批斗期间，只要有空就偷偷摸摸地学习，从不放过对知识的追求。女儿怕他又“罪加一等”，只好不给他提供书报和纸张，他就利用捡来的香烟盒、孙儿们写过的作业本或考试卷的反面来抄录各种他认为有用的资料。每当受到家人的责备时，他总是说：“我相信总有一天知识会有用的。”可惜他没等到这一天。
所幸的是，恢复高考后，先生的第三代第四代后人中，陆续有人考入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名校，总算是“书香门第，后继有人”了。聊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
2019年9月29日
